原版初版编者序
错综复杂的叙事，丰富多彩的情节，幽默的笔调，离奇的情与欲，不断闪现的大胆构思——开卷后，我们会惊叹连连地沉浸在这部作品的世界中。《萨拉戈萨手稿》是一部神秘感长存的著作。
纵览全书，扬·波托茨基如同博尔赫斯所说的那位崔鹏[1]，不但想创作一本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同时还要缔造一座让所有读者都如堕烟海的迷宫。
或许波托茨基曾自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不局限于唯一一个“主人公”或者说中心人物的视野和经历，而是通过一群主角的观点，借助他们千变万化的视角，去创造一个世界，与此同时，还要把现有的所有叙事类型集于一书，这究竟该如何去实现？换言之，在叙述一系列故事（这看起来是波托茨基很喜欢的叙述法）的同时，怎样才能让它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松散的合集？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为所有这些故事找到一个能让它们融为一体的框架。
其实这是不乏先例的。要综合参考的对象有两类故事集，一类是《一千零一夜》《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这些作品中，框架仅仅是一种非常薄弱的外部串联，另一类是《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这些作品里的故事只是作为情节主线的次要元素嵌入其中的。波托茨基要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同时还要超越所有这些先例。
书名“萨拉戈萨手稿”本身就构成了第一层框架：我们将阅读到的是一份于1765年放入一个铁盒的历史文献，1809年，它在战火中被偶然发现，随后由一位拿破仑军队的军官译成法语。
小说的主框架是通过一对互补视角呈现给我们的一段奇遇故事：一方面，这是一位尚未到弱冠之年的青年男子（阿方索·范·沃登）的故事，他刚刚踏入社会，面对的就是一片让他心神不安的天地；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四十岁男人（族长）的故事，他感到自己正迈向暮年，体力衰退，难于继续承担应尽的职责，也无法推进组织的宏大计划，因此希望物色一位合适的继任者。
在异乡的土地上，在一片属于火山带的荒凉地区，阿方索·范·沃登遭遇到一系列类似入会仪式的考验：他在绞刑架下醒来，身边是两具风干的尸体；尽管承受种种压力，但他需要严守一个一步步向他揭开谜底的秘密，并始终忠于自己的承诺和信仰。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他深入地下，用一只长柄锤加一把凿子来采掘金矿，他还经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浓厚的水漫矿井的考验。他的勇敢最终赢得回报：他不仅拥有了金子和各种荣耀，两位妻子还为他各生下一个孩子。
所有这些考验都是由戈梅莱斯家族的族长安排的，他在一个潜居地下的组织里担任领袖，几个世纪以来，这个组织一直在积极筹划，准备有朝一日重返俗世，让真正的宗教威扬四海（这是否有点像波托茨基同时代作家让·保罗[2]笔下某个革命组织策划的行动？）。族长年轻时曾进入过一个沿袭了古埃及传统秘仪的地下世界，他在那里和范·沃登一样，经历了一场考验勇气的仪式。按照命运的安排，族长应成为马赫迪即救世主式的人物，但他自感没有这样的才能，也缺乏这方面的欲望。而就在范·沃登给戈梅莱斯家族续下香火之后，能为未来实现种种宏伟计划提供保障的金矿却枯竭了，这片地下世界也随之在一场爆炸中化作乌有。
在这层框架中穿插着很多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过族长的精心编排，有的是为了影响范·沃登的言行而虚构出来的（帕切科、秘法师、利百加、犹太浪人），有的是起消遣作用的真实传奇故事（佐托、吉普赛人首领阿瓦多罗），此外还有两位远行者的故事，他们的出现纯属意外，但又恰到好处：贝拉斯克斯，他也是戈梅莱斯家族的一位成员；托雷斯·罗韦拉斯，他是吉普赛人首领幼年时的朋友。
在这些故事中，吉普赛人首领的故事比重极高（从第十二天开始，一直延续到第六十一天，内容约占全书的一半），读者不免偶尔会将他当作本书的主人公，甚至波托茨基本人也把这一部分截取出来单独成册，以“阿瓦多罗”的书名出版[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流浪汉小说构成了位于主框架内部的第二层框架；但就像建筑上的老虎窗一样，这层框架留出了一处处供其他主角讲述自己故事的空间（贝拉斯克斯、犹太浪人、托雷斯·罗韦拉斯），而其本身又嵌套着其他一些故事。
从篇章结构上看，主框架以及第二层框架的一部分是内含对称布局的，这在作者的最初构思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按照当时的设想，作品应以六个“十日谈”的形式呈现出来，在《阿瓦多罗》一书单独成册出版前，所有的手稿和印刷稿都附有“十日谈”这样的副标题。此外，“十日谈”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按“十日谈”的方式将全书划分为六章的话，任何一组情节（分散在几天里的故事）都不会因为某一章的结束而被一分为二[4]。
我们于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主框架即范·沃登的奇遇故事以及戈梅莱斯家族秘密的故事，它们精准地处在小说的开篇、中心点和结尾；而作为族长主要辅佐者的秘法师，他在第一个“十日谈”里出场，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后一个“十日谈”中展开。
在第二层框架（吉普赛人首领的故事）内部，我们注意到，阿瓦多罗父亲的故事被放置在第二个“十日谈”的起始部分（第十二、十三天），以及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结尾部分（第五十四天）；隆泽托和埃尔维拉的故事则位于第二个“十日谈”的后一半（第十五至十八天、第二十天），以及倒数第二个“十日谈”的前一半（第四十一至四十五天）。
这样的对称布局与情节发展结合得非常自然，完全不会在阅读过程中形成突兀感，相反，它使作品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平衡，更让穿插了其他一些次要情节的全书结构变得更为牢固[5]。
如果这些故事只是简单地放在同一个框架内，一个接一个前后连接，那我们看到的便是个传统的“嵌套小说”（roman à tiroirs）。
然而，波托茨基在这一点上又有自己的创新：这些故事每一个都可以自成框架，再引导出一些新的故事来——甲在讲述第一个故事时，会夹进一段乙向他讲述的第二个故事，而在这第二个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又会出现乙从丙那里听来的第三个故事……通过这样连续不断的套中套结构，波托茨基创造了一种“连环嵌套”（à tiroirs gigogne）的小说形式。
这一现象在第二层框架内尤为明显，随着吉普赛人首领故事的展开，插入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多，三层嵌套是时而可见的，五层嵌套甚至也能找得出例子：在第五十三天，我们看到的是封地骑士托拉尔瓦向布拉斯·埃瓦斯讲述的他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由埃瓦斯复述给科纳德斯，再由科纳德斯复述给布斯克罗斯，又由布斯克罗斯当着阿瓦多罗的面转述给托莱多，最后由阿瓦多罗向范·沃登讲述出来的！嵌套结构弄到如此繁复的程度，甚至连小说里的人物利百加和贝拉斯克斯有时也口出怨言，他们当众表示，自己像进入迷宫一样，听得不明所以。
这部小说还令人惊叹地将各种叙事类型集于一书：黑色小说（绞刑架的故事），盗匪故事（佐托），神怪故事（帕切科、秘法师），幽灵故事，流浪汉小说（阿瓦多罗），浪荡子的故事（帕切科、托莱多、布拉斯·埃瓦斯），哲学故事（贝拉斯克斯、迭戈·埃瓦斯），爱情故事（埃尔维拉和隆泽托、洛佩和伊内丝、特拉斯卡拉和托雷斯、族长和翁迪娜），政治类小说（阿瓦多罗故事的结尾部分、族长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些类似炫技的小片段，如迭戈·埃瓦斯百科全书的目录、乌泽达的家谱；此外，有的故事借鉴了东方传说的风格（艾米娜和齐伯黛的故事），还有的能让人联想到“高贵野蛮人”[6]的故事（如特拉斯卡拉的自然宗教，又如翁迪娜的野生生活）；实话实说，有几个故事我们甚至难于为其做出准确归类。在帕杜利侯爵夫人的故事和达丽奥莱特的故事中，波托茨基沿用或者说延伸了《太太学堂》的主题[7]，而姬塔·西米安托是又一位“沉默无言的妻子”[8]。
如此丰富多样的叙事，想让它们始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结构，如双层框架、对称布局、嵌套结构等：可以说，波托茨基是高乃伊之后、鲁塞尔[9]之前最伟大的法语文学结构设计师之一。
但不同的故事之间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联系：如多线并存的人物，又如多样化重复的主题。
确实，有好几个人物同时在多个故事里出现，如银行家莫罗，又如书商莫雷诺[10]。佐托虽然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故事，但在朱利奥·罗马蒂的故事里也扮演了一个角色；隆泽托、埃尔维拉、佩尼亚·贝雷斯，阿瓦多罗年幼时见到的这些人，他们的故事要等托雷斯·罗韦拉斯（即隆泽托）从美洲回来以后才能补充完整。范·沃登的父亲不光出现在他儿子的故事里——他后来与吉普赛人首领较量过一番，在第二十八天的故事里，还先后与十一个人过了招！布斯克罗斯说的那位弗拉丝克塔，原来就是阿瓦多罗故事里托莱多认识的那位乌斯卡里斯夫人。贝拉斯克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提到的叔父，到了吉普赛人首领的故事里，成了奉国王之命向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夫人提亲的说客。利百加、阿瓦多罗的女儿翁迪娜，还有秘法师的父亲马蒙，都在族长的故事里以新的形象出现。吉普赛人首领的故事中有过阿吉拉尔魂灵现身的场景，但那其实只是此后出场的洛佩·苏亚雷斯。通过乌泽达的家族史，我们又看到了奥尼阿斯四世、犹太浪人、尤瑟夫·本·塔赫尔、凯鲁万的马赫迪、瑟菲和比拉，这些人物在犹太浪人或艾米娜或族长的故事里曾有过亮相。
多线并存的人物就像是将一个个故事串在一起的小桥，见到散布全书各处的这些小桥，我们就能明白，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故事和一个个孤立的小天地，所有人物的命运其实都包含在同一片宇宙之中。
另一个保证全文统一性的元素，是同样的旋律或主题在不同的故事中重复出现，于是，继范·沃登之后，帕切科、秘法师、利百加、贝拉斯克斯，最后还有多洛莉塔，他们分别体验了在魔咒般的绞刑架下醒来的经历。
绞刑架的主题使全书在开篇就出现了赋格曲[11]的特征，而三角恋爱的主题可视为另一支赋格曲（范·沃登、帕切科、利百加、秘法师、贝拉斯克斯，最后还有阿瓦多罗），其中甚至还出现过四角恋爱（布拉斯·埃瓦斯与桑塔雷斯夫人及她的两个女儿）。
每当书中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年轻人初涉尘世总是个非常自然的主题，它成了调节全书节奏的一种变奏方式，人物进入暮年后对自己一生略带酸楚的回顾（贝拉斯克斯的父亲、迭戈·埃瓦斯、托雷斯·罗韦拉斯、阿瓦多罗），也会产生同样的变奏效果。所有这些故事，所有这些人物的命运，它们互相映照，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镜子游戏之中。
大部分主角的故事里都会出现父亲这个角色，这些父亲几乎个个都是性格古怪之人，而孩子们都会非常看重父子之间的关系，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父亲始终怀有深深的尊重。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在全书范围内，社会等级受到普遍尊重，家族渊源也得到普遍关注。
我们可以再举几个重复出现的旋律或主题：地下空间、修道院、宗教人士、决斗、神秘事件（以及对它们的理性解释）。
波托茨基喜欢营造神秘化的气氛，喜欢追求假面舞会式的效果，这种偏好是否出自他对戏剧的热爱（他曾组织表演过自己创作的轻歌剧《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和六场滑稽演出[12]）？但不管如何，《萨拉戈萨手稿》呈现出的是一个真相与谎言紧密交织而难于分割的世界。
有一个主题明显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那就是“荣耀”，因为（在不同宗教或哲学见解的伴随下——这一点我们后文会再细谈）它奠定了书中各个人物的价值体系和存在意义。瓦隆卫队的上尉、盗匪佐托、大商人苏亚雷斯、尽管身为乞丐但依然气质高贵的阿瓦多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荣耀操守，也都有自己特定的道德标准。不过，波托茨基以令人叹服的方式让我们清晰感受到，这各有千秋的荣耀操守虽能激荡书中的小世界，但都有局限、荒谬的一面。《萨拉戈萨手稿》是从《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到《没有个性的人》这一系列伟大讽刺小说中的一员。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尖锐，波托茨基的讽刺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幽默感，他以极为优雅的手法实现了这微妙的平衡：既与自己的人物保持非常明确的无限距离，又像在他们身边一样，把他们视为亲人；对他们的局限性及弱点洞如观火，但又会体贴他们、关心他们，甚至为他们动情。对高傲的阿维拉女公爵是这样，对年轻而糊涂的洛佩·苏亚雷斯还是这样……甚至对布斯克罗斯、弗拉丝克塔也同样如此。
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需要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风格，以及互为补充的视角，让世界呈现出它的完整性。风流放荡的托莱多、勇敢守信的范·沃登、诡计多端的布斯克罗斯、有骑士风度的盗匪佐托、全才作家埃瓦斯、既是几何学家又是哲学家的贝拉斯克斯、新贵罗韦拉斯、弗拉丝克塔、帕杜利侯爵夫人、阿瓦多罗、贝拉斯克斯、范·沃登等人的父亲、洛佩·苏亚雷斯、阿维拉女公爵、有着颗浪漫之心的佩尼亚·贝雷斯、托雷斯·罗韦拉斯、特拉斯卡拉，戈梅莱斯家族的族长：每一个人物都令人难以忘怀。这不是挂着一幅幅人物画像的画廊，而是一个世界。
《萨拉戈萨手稿》是一首波澜壮阔的复调乐曲，在这首乐曲的演绎中，每位主角都在自己的声部内放出独立的声音，同时又通过主旋律与和声，跟其他人、跟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音乐术语来说，这就是一首大型赋格曲。
与开篇绞刑架、三角恋爱等一连串强劲乐章相比，结尾的紧凑连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秘密揭晓，范·沃登得到奖励。矿脉耗尽，地下空间被炸毁（作者原本还构思过一个类似于儒勒·凡尔纳某几部小说的火山爆发结局）；戈梅莱斯家族的计划灰飞烟灭。
——族长对此前六十六天里发生的大事进行了总结，“乌泽达家族史”则回顾了小说中提到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正是在这些历史事件的作用下，虚构与“现实”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
——所有主角，不论是穆斯林（族长、艾米娜和齐伯黛），还是基督徒（贝拉斯克斯、范·沃登和阿瓦多罗），或是犹太教徒（利百加），他们都是同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构思在莱辛的《智者纳坦》[13]中也出现过。
因此，再回到我们分析的起点来看，我们注意到，全书采用错综复杂的结构并非毫无目的：将多种多样的故事交织串联在一起，这是一种表达不同命运、不同理念并生共存的形式。
在这各种命运、各种理念争鸣的合唱会上，会不会有某个观点最受青睐，有某个声音与波托茨基本人的思想和见解最贴近呢？我们认为，要是只将某一个人物放在舞台的中心，不论他是范·沃登，还是族长，或是阿瓦多罗、贝拉斯克斯，都会背离作品的本意，因为呈现不同视角下的多元景观，恰恰才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但反过来看，通过散布在不同人物身上的某些个性特征，我们还是能联想到作者的某段亲身经历或是某种内心信念。
作者是一位多情之人，他在年轻时是否也曾像隆泽托或洛佩·苏亚雷斯那样迷恋浪漫的爱情作品？我们没有任何实据，但这是非常可能的事。风流放荡的托莱多大人曾同时在多个女子间周旋，但后来又厌倦了男女间的种种情事，这是否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14]？托雷斯·罗韦拉斯以伤感的口吻说，人到了某个年纪后，就不能再做驰骋情场的指望了，这句话也明显带有强烈的作者个人色彩。
贝拉斯克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数学知识，这个故事是在1805年后不久写成的。当时，波托茨基正亲力亲为，为他第三个儿子的教育投入大量心血（前两个儿子的教育是由他们的外祖母负责的），其中就包括向孩子传授数学这门科学的基础知识[15]。
波托茨基和阿瓦多罗一样，一生经历了种种传奇，去过很多地方，真真切切地迷恋过吉普赛人的生活，履行过外交使命，并在生命的末年意识到，不论是哪国的朝廷，都盛行腐败之风，对朝臣薄情寡义——书的最后几个部分就是这些传奇经历的真实写照。
波托茨基又像贝拉斯克斯的父亲那样深深认识到，“学会萨拉邦德舞”，能有利于在朝中加官晋爵，专注于学问（对作者来说，就是研究斯拉夫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和文明）则会一无所获。此外，在他身上，是不是还有点迭戈·埃瓦斯这种无所不知的大学者的影子？不管怎么说，埃瓦斯与书商、出版人争论时的口气被描述得极为真实，而这些描写看起来理应反映了作者的实际生活经历。埃瓦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学问，但他始终不受人理解，被命运辜负，在暮年之际，他意识到，他浩如烟海的著作将一无所存，他的生命将无法留下任何痕迹，此时他深深陷入绝望：他那段发自内心的呐喊是多么震撼人心，而写下这段文字的人竟然后来也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哲学和神学的理论散见于全书各处，但主要集中在卡埃莱蒙的传道、贝拉斯克斯的体系、暮年埃瓦斯的思想以及彼列的道德观这几个部分。
卡埃莱蒙关于古代宗教的论述是由犹太浪人向范·沃登转述的，这一部分内容旨在展现基督教以及所有天启宗教在信仰和仪式上的历史性、相对性。
书中在谈到宗教话题时，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怀疑主义气息：犹太智慧的最高境界体现在《光辉之书》中，但“这本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按照秘法师的说法，“是因为里面的内容一般人完全看不懂”。伊斯兰教固然能宽容地接受多配偶制，但其信徒往往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族长对基督教城市民风败坏深表痛惜），有的人会狂热得失去理性（见关于祭奠阿里之子侯赛因的描述），争权夺势还会让他们的组织分崩离析。至于基督徒，他们对摩尔人毫不宽容，设立了宗教裁判所，信仰往往是建立在“神迹”或玄妙之事上，而这些事无非只是骗局或误解，在整部书中，波托茨基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遗余力地去除基督教信仰中的神秘化色彩。
因此，贝拉斯克斯这位启蒙哲学的代言人在说明自己的宗教理念时，会用论证的方式来解释自然宗教的思想（第三十七天），他阐述称，“就像我们所称的两条渐近线那样，哲学家与神学家的观点尽管无法真正相交，却变得越来越接近”，他还强调说，自然科学家可以在“不借助神迹”的情况下订立教义。他说，“我也阅读了一些谈创世的作品，研究了其中的神学思想，力求找到一些敬爱造物主的新理由”；虽然他嘴里说，要像“牛顿爵士和莱布尼茨爵士”那样，“全心全意地顺从”正统宗教，但实际上他放开手脚，尽情宣讲从洛克、孔狄亚克和霍尔巴赫那里获得启发的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假如有人将您放入一个倒焰炉里”，他对自己深爱的、此后还娶之为妻的女人这样说道，“那您就可以被制作成一根玻璃管”[16]。“就像磁感应那样，生命只有通过它的效应才能被感知”。“这些在需求出现后即时产生的意志（是意志造就了生命的效应），在成年的珊瑚和刚出生的人身上都能看得到”。“意志是先于思想的”。“亚里士多德这番观点一出，大家逐渐形成共识，任何思想都源自之前的感知，无一例外”。“才智的差异在于‘像’的数量以及组合各种‘像’的能力，假如我大胆地表述一下，那就是，才智的高低，它与‘像’的数量加组合各种‘像’的能力成复合正比关系”。
贝拉斯克斯的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是超前的，早在1739年，他就将数学运用到道德和心理学的领域。但实际上，直到18世纪末，“观念学家”卡巴尼斯、德斯蒂·德·特拉西、曼恩·德·比朗以及历史学家沃尔内才正式提出这种思路[17]；贝拉斯克斯构思了一条生命轨迹的曲线，并把道德上的冲突转变为一种矢量运算，还通过组合数学的方式来测算智力的发展［诚然，1796年，狄德罗已经在他的《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一书中借雅克主人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晚上我鼻烟盒里所剩烟草的数量是和我白天的快乐成正比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和我白天的烦恼成反比的。读者，我这种从几何学借用而来的说话方式，请您一定要习惯。”］。
启蒙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观是由堂彼列陈述出来的——他说：“我是一个强大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个组织以实现人的幸福为目标，具体的途径，就是帮他们克服依赖成见的毛病。这些无谓的成见，他们在奶妈怀中吃奶的时候就一起吞进了肚子，此后，一旦他们有什么欲望，这些成见就会跳出来妨碍他们。我们出版过一些非常棒的书，在书中，我们用非常精彩的方式论证，对自我的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本源；对可怜人的和善怜悯，对长辈的尊重孝顺，对爱人炽热的爱、温柔的情，国王对子民的仁慈，这些全是利己主义经过精心掩饰后的表现。不过，假如对自我的爱是我们所有行为的原动力，那么，满足我们自身的欲望就应该是所有行为的自然目标。立法的人对这一点深有感悟。他们在制订法律条款的时候，故意留下一些空子给人钻，有利害关系的人肯定不会错过。”
是否正如莱谢克·库库尔斯基在他编校的波兰语版导言中所说，这种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哲学观便是小说的核心理念，也是作者想传递给读者的启示呢？我们认同，波托茨基确实在书中以坚持不懈的态度，想通过贝拉斯克斯之口，表达出一种引领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哲学观。然而，即便我们接受，这种理性主义思想可视为作品的主基调，但我们还是不难发现，在波托茨基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片巨大的非理性的阴影区；在面对死亡时，宗教问题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结——据传说，他自杀前曾拜托一位神父为他将要使用的那颗子弹祈福。埃瓦斯是书中最具唯物主义精神的人物，也是最绝望的一个人物，他是个无神论者，但他在临死时还是发出了这样的高呼：“哦，我的上帝啊——假如确实有这么一个上帝，请怜悯我的灵魂吧——假如我确实有这么一个灵魂！”
那么，除去某些态度犹疑的时刻，波托茨基是否依然像莱谢克·库库尔斯基所论证的那样，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先锋，是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的猛烈抨击者[18]？整部作品又是不是围绕着贝拉斯克斯构建起来的？在我们看来，这种把《萨拉戈萨手稿》视作论著式小说的诠释偏于狭隘，只看重某一个人物或某一种观点，不顾其他，这是多么贫乏的思路啊！在这部小说里，化装舞会式的场景，设谜解谜式的套路，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波托茨基用千变万化的方式，设计出一个又一个面具，一位又一位人物，一段又一段哲学学说。这都是文学范畴的游戏，是应该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虚构情节。
《萨拉戈萨手稿》延续了巴洛克时代戏剧和假面剧[19]的伟大传统。它所体现的现代性，在于作者没有试图掩盖其中的虚构特征、文学游戏的特征。另一方面，全书的构思固然是自由的，但它展现的依然是一个世界的全貌，而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他丰富多元甚至相互矛盾的多重面目也完全得到了展示。
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使用传授秘义式的套路，并不是要掩盖读者期待破解的秘密；相反，这套路犹如棋局般的游戏，为想象提供了驰骋的空间，或者用我们之前的说法，为这个虚构故事搭建了框架。对各种叙事类型的戏仿，这属于文学游戏。此外，波托茨基本人又像玩一场角色扮演游戏那样，借用各种面具，让自己先后成为可亲的浪荡子托莱多、冒险家阿瓦多罗、无所不知的埃瓦斯、哲学家贝拉斯克斯，他时而是伊壁鸠鲁派，时而是理性主义者，时而慷慨，时而自私。
真理并不会只体现在单一的某个人物身上，是这部作品的整体，是这首伟大的赋格曲全曲，是这场多种命运交织在一起的合唱会，以零星多元的角度呈现出真理的面貌。
波托茨基是从1797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份当年手稿的复印文件可以对此提供证明，手稿的内容是第一天故事里的部分情节（本书第8至9页里的内容）[20]。此后创作的进展相当缓慢：1803年末，他写完了十天的故事，一年之后又新增了三天，他随后作为一支远征队的成员奔赴中国，直到1806年7月才回到彼得堡。1807年，他将一份书稿的复件交给加布里埃尔—艾德蒙·卢梭·德·圣艾尼安，这份书稿便是写到了第二十二天前三分之一处的本书手稿。此后不久，他对政治心生倦意，又因经济问题无法在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里维持上流社会的生活，于是回到波多利亚，在一座城堡里过起隐居生活。在这里，他显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创作小说，因为《阿瓦多罗》是1813年在巴黎出版的，第二年又紧接着出版了《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这意味着，小说的前五十六天至迟是在1812年创作完毕的。这两部节选式作品的出版是他创作过程中一段犹豫期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他应该对小说完整面世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究其原因，要么是书的内容过长，要么是构思过于复杂，要么是他自感体力不支，无法将小说写完。
所幸的是，他后来意识到，将小说这样肢解，无异于毁掉整部作品，他于是重新开始实施最初的计划。他完成了小说的创作，但当时很可能已疲态渐增，这在文字中有非常明显的迹象：
——尽管全书结局在构思上依然气势宏大，但最后一部分的文体常常显得突兀匆忙。多层框架的搭建给人一种马虎了事的感觉（第五十三天），甚至此后基本不再做这方面的设计。
——最终定稿时，对于第一天到第五十六天的内容，波托茨基原封不动地使用了先前的一个版本，然而，在《阿瓦多罗》《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中，他已经亲手进行了一些修改，有些修改还非常出色。
——对于第四十七天的内容，他重写了一个新版本[21]，但新版本中没有了诗人阿古德斯这个人物，到了第六十一天，阿古德斯以已知人物的身份再度出场，这显然是作者的疏漏之处。此外，原版本中有段内容解释了阿维拉女公爵家中的秘事，这一部分也在新版本中被舍弃（我们将不可轻弃的第四十七天旧版本作为附件附在正文后，读者可以参阅）。
——此外，他已不再有时间明确某些人物的姓名（恩里克·德·萨，还是埃马纽埃尔·德·萨？姬塔·萨莱斯还是姬塔·西米安托[22]？），协调某些人物的年纪与他们故事所跨越的时间长度，也无力再将情节的转变与历史事件的年代契合起来，而他原本正是想通过一个个历史事件，让虚构与现实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
——至于放弃十日谈的篇章结构，尽管这一决定也发生在同一时期，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作者有意识弃用了这种章节划分法，而不是疲态所致[23]。
《阿瓦多罗》《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这是本书在作者生前出版的仅有的两个节选版本。1804、1805年，前十三天的内容曾以校样形式在圣彼得堡印刷过，但从未进入发行销售的渠道。1809年，弗里德里希·阿德隆根据这些校样稿的内容，在莱比锡以“莫雷纳山脉冒险记”（Abenteuer in der Sierra Morena）之名出版了德译本[24]。
1847年，埃德蒙·霍耶茨基根据一份他在波托茨基家族档案室里发现的手稿，在莱比锡出版了《萨拉戈萨手稿》的波兰语译本，但他此后可能销毁了这份手稿。
在法国，波托茨基的名字长期被人遗忘，以至于他的这部小说被人无耻地剽窃了多次。夏尔·诺迪埃根据《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一书，几乎毫无改动地移植了“蒂博·德·拉雅基埃尔的故事”[25]。某位库尔尚伯爵（又名莫里斯·库赞）在他所谓的《克雷基侯爵夫人回忆录》[26]中，讲述了一段“卡廖斯特罗手稿残章”的故事，题为“地上的天堂”，而这正是“朱利奥·罗马蒂和萨莱诺山公主的故事”的翻版。后来，他又在《新闻报》上故伎重演，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一部题为“夺命谷”的小说[27]，内容照搬了《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的开篇。《国民报》揭露了他的抄袭行为，双方为此打起官司，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28]。但显然这场风波既没有引起读者也没有引起出版商对《萨拉戈萨手稿》作者的兴趣[29]。
直到1958年，本书作者才真正得到法国读者的初步了解。当时，罗杰·卡依瓦出版了一部非全本的《萨拉戈萨手稿》（约占全书四分之一）。
我们根据目前能发现的所有素材（印刷物，残缺不全的手稿原稿及复件，以及埃德蒙·霍耶茨基的译本），推出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我们力求通过这个版本，让《萨拉戈萨手稿》以原创作语言完整地再现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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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注：以下概要列出最初构思里的六个“十日谈”内容（带下划线的部分是对称布局所涉内容）：1. 范·沃登遇到的最初考验（第一天），他本人的故事（第三天），伪装的宗教裁判所（第四天）；艾米娜、齐伯黛和戈梅莱斯宫（第一天）；隐修士的第一次出现（第二天）；帕切科（第二、第八天）；秘法师（第九、第十天）；佐托（第五至七天）。2. 幽灵的故事（第十一天），利百加（第十四天）；阿瓦多罗I（他的父亲，达拉诺萨姨妈：第十二、第十三天）、II（玛丽·德·托雷斯、隆泽托、佩尼亚·贝雷斯：第十五至十八天，第二十天）；贝拉斯克斯I（他父亲的故事：第十九天）。3. 犹太浪人I（他父亲的故事：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天）；贝拉斯克斯II（他本人的故事：第二十三至二十五天）；阿瓦多罗III（在德亚底安修会：第二十六天；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夫人：第二十七至二十九天）。小说中心点（第三十天）：戈梅莱斯家族的秘密向范·沃登部分披露。4. 阿瓦多罗IV（托莱多，弗拉丝克塔，布斯克罗斯，洛佩·苏亚雷斯：第三十一至三十六天）；犹太浪人II（他本人的故事：第三十一至三十六天，第三十八、三十九天）；贝拉斯克斯III（宗教和哲学见解：第三十七至三十九天）。5. 托雷斯·罗韦拉斯（第四十一至四十五天）；犹太浪人III（第四十六天）；阿瓦多罗V（科纳德斯，布拉斯·埃瓦斯和迭戈·埃瓦斯：第四十八至五十三天）；阿瓦多罗VI（他父亲的故事：第五十四天）。6. 阿瓦多罗VII（阿维拉女公爵：第五十五至五十九天）、VIII（外交使命，他故事的结局：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天）；戈梅莱斯家族族长的故事（秘密揭晓，范·沃登考验结束：第六十二至六十六天）；秘法师家谱（第六十五天）。
[2] 译注：参见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
[3] 译注：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先驱，原名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尔（Paul Friedrich Richter）。
[4] 原注：《阿瓦多罗，西班牙故事》（Avadoro，histoire espagnole），作者MLCJP（即扬·波托茨基伯爵先生），巴黎1813年版。
[5] 原注：另一处或许纯属偶然的对称布局设计：在占篇幅最多的人物阿瓦多罗出场前，有五个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艾米娜、帕切科、范·沃登、佐托、秘法师），在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后，另有五个人穿插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利百加、贝拉斯克斯、犹太浪人、托雷斯·罗韦拉斯、族长）。
[6] 译注：17世纪一些有美洲经历的欧洲人在作品中描述了当地土著人的形象，将他们称作“高贵野蛮人”（bon sauvage），这些人被塑造成与欧洲社会对立的、在自然状态下生存的理想化人群。
[7] 译注：《太太学堂》是莫里哀的一部喜剧，剧中的男主人公为了培养百依百顺的妻子，买了一个4岁的小姑娘将其送进修道院，等她长大成人后再和其结婚生活。但妻子在与社会接触后很快爱上了别人，并设法逃脱了原先的家庭。
[8] 原注：“沉默无言的妻子”借指以故扮温驯但婚后便原形毕露的女人为主题的作品。
[9] 译注：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曾影响过超现实主义的法国作家。
[10] 原注：我们注意到，波托茨基对类似发音的名字是情有独钟的：在佐托的匪帮里有个成员也叫莫罗，一位医生的名字叫桑格雷·莫雷诺，布斯克罗斯化名为莫拉雷多，此外还有一个叫桑塔·毛拉的公爵，一部带有琳达·莫拉这个人名的书籍。
[11] 译注：编者在这一部分以音乐为喻，赋格曲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形式，其基本特点之一是运用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单而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乐曲的各声部轮流出现一次。
[12] 原注：《滑稽表演集》（Recueil de Parades），华沙1793年版。《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伴有小咏叹调的喜剧》（Les Bohémiens d'Andalousie/Comédie mêlée d'ariettes），1794年版，出版地点不详。《滑稽表演集》《安达卢西亚的吉普赛人》很快将由出版本书的何塞·柯尔蒂出版社重版发行。
[13] 译注：《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是德国戏剧家莱辛于1779年创作的剧作，讲述了一个智慧的犹太商人纳坦如何通过一个“戒指寓言”消弭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间的界限，从而达成宗教和解。
[14] 原注：伊丽泽·冯·德·雷克（Elisa von der Recke）曾根据皮亚托利所言，讲述过关于作者的丑闻。据她称，波托茨基可能与自己的亲生母亲、妹妹，以及后来的岳母卢博米尔斯卡公主有过情感上的纠葛［见玛利亚·埃维莉娜·佐尔妥夫斯卡，《波兰名人生平辞典》（Polski Slownik Biograficzny），“扬·波托茨基”词条，波兰弗罗茨瓦夫1984年版］。
[15] 原注：玛利亚·埃维莉娜·佐尔妥夫斯卡，《〈萨拉戈萨手稿〉的起源》，载《华沙手册》，华沙1981年第3期（Maria Eveline Zoltowska，La Genèse du Manuscrit à Saragosse，in Les Cahiers de Varsovie，No 3，Varsovie，1981）。
[16] 原注：埃瓦斯称，“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其生存靠的都是一种能量酸”，这同样也表达了一种唯物主义信仰。
[17] 原注：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1766-1824）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实验物理学的方法处理心理学问题？”随后，他写了一篇《论观念学与数学的关系》（Mémoire sur les Rapports de l'idéologie et des mathématiques）。卡巴尼斯（Cabanis，1757-1808）在他为法兰西学院撰写的一份报告中引用了曼恩·德·比朗这篇论文的内容。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呼吁建立一座“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综合工科学校”。沃尔内（Volney，1757-1820）在他于1814年出版的《古代史新探》（Recherches nouvelles sur l'histoire ancienne）中提出，要“根据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在精密科学中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
[18] 原注：此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后来我们知道，波托茨基从1797年就开始了《萨拉戈萨手稿》的创作（译注：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真谛》出版于1802年）。
[19] 译注：假面剧指假面喜剧（或即兴喜剧），是16、17世纪从意大利发展起来的一种欧洲喜剧形式。
[20] 译注：页码所指为法文原版第8至9页里的内容。
[21] 原注：这一天的内容被重写，很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原版本篇幅过长，另一方面是其中包含着一处非常明显的时间错误：阿维拉女公爵生于奥利瓦雷斯在世时，即1645年之前，那么，在1697年她应该已年过50（她女儿第二年出世，卡洛斯二世于1700年去世时她刚刚两岁），但她竟然能假扮自己年仅20岁的妹妹（译注：文中是姐姐）！
[22] 译注：这些人物的姓名在现法文版和中文译文中均已统一。
[23] 原注：但后记中依然说的是“60天的日记”，而不是“66天”（译注：此处现法文版和中文译文均已改正）。
[24] 原注：我们在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的图书馆里均未发现此译本，在英国和美国的藏书目录里也未有收获。
[25] 原注：见《地狱风情》（Infernaliana），巴黎桑松出版社（Sanson）1822年版。
[26] 原注：巴黎1834年版，1873年重印，加尔尼埃出版社（Garnier）。
[27] 原注：从1841年10月10日连载到10月14日，即《国民报》揭发他剽窃行为的那一天。此外，据罗杰·卡依瓦称，这位库尔尚伯爵还在一本名为《堂贝尼托·德·阿尔穆斯纳尔》（Don Benito d'Almusenar）的书中抄袭了《阿瓦多罗》的情节，但这本书我们未能发现。
[28] 原注：关于这场官司，可参阅《国民报》1842年2月4日的文章《〈夺命谷〉的结局》。
[29] 原注：不过，据玛利亚·埃维莉娜·佐尔妥夫斯卡的研究，1842年巴黎曾重版过《阿方索·范·沃登生命中的十天》，参见其未公开出版的论著《奇幻文学的先驱：扬·波托茨基和他的〈萨拉戈萨手稿〉》（Un Précurseur de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Jean Potocki et son ‘Manuscrit Trouvé à Saragosse’），耶鲁大学，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