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
雨已经连绵不绝地下了一个多礼拜，再加上这段时间天黑得早，下午才刚结束天色就已经变暗，在各处奔波的他就更容易感到疲惫了。他也尝试过好好地安排，精心地规划合理路线，可是每次走到半路，病人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迫使他不得不在一天内要去两次马尔蒙或是三次瓦伦纳斯。
安托万看了看手表，下午六点一刻，候诊室里应该有十几个人在等着了，看样子他晚上九点前是到不了家了。他在后视镜里看到了自己的脸。婚礼的前几天，他决定要留胡子，所以一直没刮，整张脸看起来老了不少。可就连他的母亲也说，这个婚礼，对他或是对艾米丽来说，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反正，艾米丽……这个女人，可真是个难缠的麻烦。起初，他很生她的气，也埋怨自己就这么任凭别人作弄，在恐慌面前如此轻易地败下阵来。他甚至想过接受基因检测，可最终他还是没做，因为即便做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了，人生已是这般模样，一切为时已晚。
于是，他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不爱她，可是最终还是理解了她。艾米丽就像一只蝴蝶，三心二意，摇摆不定，行事冲动，既没有计谋也从不后悔。可是，她依然是个美人，孕期过后的她，只花了几个星期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她有着平坦的小腹，完美的乳房，还有那精彩绝伦的臀部……有时，他不小心看到正在洗澡的她，还是惊为天人。偶尔，他也会与她做爱。艾米丽从不拒绝，总是假装高潮，还借口怕吵到孩子，发出克制的尖叫声。完事以后，她不忘转过身，向他保证“比上一次感觉还要好”，说完之后就沉沉睡去。安托万几乎可以确信，艾米丽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有过高潮。然而，他已经不再去质疑他们的性关系，只是作为医生，他还是要确保艾米丽做好了安全措施，然而这也只是徒劳：这个女人总能逃脱一切控制。
有时安托万偶然回家，便会撞见一头乱发的艾米丽拉扯着裙子从地下室走上来，而地下室里的电工则满脸通红，甚至连工具盒都还没打开。一开始，安托万还会觉得有些心碎。如果他是真的爱她，也许会觉得非常痛苦。事实上，他也确实感到了一丝痛苦，可却不是为他自己。有时，他会静静地看着她，在餐桌上，在厨房里，然后感到心里一紧：如此忧郁的姣好容颜，偏偏脑子里却空空如也，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啊。
艾米丽接受了自己的生活，就像她接受一切，接受所有人一样。而且，她对于费心遮掩、偷鸡摸狗的地下情似乎有种特殊癖好。
只有与提奥的关系是个例外，几乎人尽皆知。两年前，提奥接管了他父亲的作坊，也在政府选举上取代父亲成为新的镇长。从那以后，他就扮演起了一个现代老板，一个摩登人物角色。他穿着迪赛牛仔裤召开议会，穿着白衬衣但却不打领带去参加纪念先人的活动，穿着匡威运动鞋接待工会成员。他不遗余力地展示自己亲切的一面，压榨所有人的工资，却跟所有人以“你”相称。他霸占着医生的老婆，还说只是小时候的一个朋友而已，又算不了什么。
沿着公路穿越公有林区时，安托万被一辆满载原木材的卡车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停下来等待。他害怕这突如其来的平静，也许这就是他最终喜欢上乡村医生这个职业的原因吧。一年前，他买下了迪尔拉夫瓦医生的诊所，当时医生曾经预言过，这个职业，你要么干两个月就放弃，要么就会干一辈子，只有这两种选择，没有中间地带。他说得没错。安托万马上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工作中，也许再也不会放手。
至于剩下的事情，生活都把它们安定下来了。
从第一天起，艾米丽就成天四处高谈阔论那些不幸的过往，还有他的岳父，如今有了一个医生女婿，也在人前把胸膛挺得更高了。他们的孩子被寄养在岳父岳母家里，因为安托万“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不过这倒也是实话。
小马克西姆生在4月1日。没错，人们对他的生日开了不少微妙的玩笑，全家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都觉得这是件很搞笑的事情。他是白羊座，你们可别搞错了，可不是双鱼座 [1] 哦!哈哈哈!马克西姆这个名字，也透露出这家人对于辉煌伟大的一种妄想 [2] 。显然，这个名字是穆绍特先生给取的。
婚礼的过程简直是炼狱般的煎熬(四个人讨论了整整三个月，通知亲朋好友，准备教堂弥撒，商讨婚宴细节，还有那些为了确定宾客名单而发生的口舌之争，简直就是炼狱……)。而婚礼之后，艾米丽怀孕的事也惊动了所有人，仿佛她是上帝创世纪以来第一个怀孕的女人。
成为母亲的艾米丽变得更加耀武扬威。她的孕肚十分明显，大大的肚子挺在外面，就像是外露的财富。当别人都在排队的时候，她则会带着胜利者的微笑从他们面前走过去；去商店的时候，则会要求人们给她一把椅子，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好让别人来对她嘘寒问暖。怀孕期间的所有反应，疼痛、腹泻、呕吐、睡眠问题，她事无巨细地对所有人和盘托出，所有人都听过她的这番倾诉。啊，我还以为是他在动，原来是胃肠气!啊!那些气体，是因为腹部空间被压缩了，这可真是不同寻常的经历啊，真是个累人的活儿(她很喜欢用“累人”这个词)，但这也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礼物”。如果那天她身体状况好，便又会兴高采烈地说道：“一个女人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真是个美丽的冒险啊。”然而，安托万对这一切却显得十分消沉。
一开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感觉，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只是觉得他不属于自己的生活。艾米丽和她的母亲永远都在跟这个孩子玩洋娃娃，而安托万只是偶尔与他打个照面。他像照顾社区里其他的小孩一样在照看他，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所有小孩当中的其中一个。
接着，马克西姆开始走路了，又学会了说话，令安托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跟穆绍特一家人一点也不像。有时候，他感觉这个孩子似乎更多地遗传了他的特征，这样想的时候，他又觉得十分满意，虽然他以前总认为这样想的家长十分可笑。
又或许，是因为他主观意愿上希望儿子像自己，所以才会越看越像。目前，他只是满足于观察儿子，也不知道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发展。
安托万重新启动了发动机，向右拐去。老天，已经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了，候诊室估计已经人满为患了。算了，就让他们等等吧，何况他们也愿意等。安托万很快就成了博瓦尔镇极受欢迎的医生。人们常说，那位医生，至少我们还认识他的母亲。
他把车停在门外台阶前，连车钥匙也没拔，下车以后用手挡着雨，飞快地走进了这座宽敞的房子。他不会逗留太久，但是既然答应了，就得来一趟。“您好，医生，我们还以为这个时间见不到您了。把您的外套给我吧，她已经等不及了。”
话虽如此，她还是假装在忙其他事情。当安托万走进房间的时候，她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啊，是您啊，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大小姐今年三十一岁，可看起来最起码有四十五岁了。她瘦得实在有些吓人，但是安托万明白，这具躯壳也许还要与死神斗争好几十年。如果说，大小姐曾经想过就此了结一生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想法早就已经离她而去了。就像安托万一样，逃跑的想法早就不复存在了。
他拉过一张椅子，在他的工具箱里翻找了一会儿，然后久久地环顾四周，从中掏出一块巧克力，塞进了大小姐的盖毯下面。这只不过是个形式上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她不能吃巧克力，可她还是经常偷吃，就连医生也是她最主要的供货者。
大小姐偷偷抬起盖毯一角，瞄了一眼巧克力的牌子，做出一脸嫌弃的表情。
“医生，您输得可有点惨啊……”
自从安托万在健康医疗中心接了迪尔拉夫瓦医生的班之后，他俩便成了棋友，可他从来没有时间真正下完一局。不过，大小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过招。安托万在车里的时候想着下棋的对策，在去病人家里之前回完邮件，听诊的时候就能收到答复，从病人家里出来的时候再继续回信。大小姐说得对，他输得实在有点惨，并不是说这一局，而是说他从来就没能赢过。每次输了以后，他就得给大小姐带一块巧克力。
“我没法儿久留，已经迟了两个小时了。”
“那不正好，您的那些病人，他们会走的，也许走走对他们还有好处呢!说不定，明天早上您再去看他们，他们都已经痊愈了!”
永远老调重弹地说着同样的话，他们听起来就像一对老夫老妻。安托万握住大小姐冰冷而骨感的指尖，而她也热切地握住他的手，说道：“谢谢，再见。”
大雨中，安托万返回了博瓦尔。
这些年来，小城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圣犹士坦公园变得热闹非凡，旺季的时候，整个大区的人都会来这里游玩。距离不远，又十分适合家庭出游，这便是它得以成功的秘诀。韦泽先生带着博瓦尔镇走上了一条转变之道，他的儿子也在选举第一轮就被选举为镇长。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就业，商家们都对此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一个城镇的商人们对现状感到满足，那么整个城镇也会变得充满幸福感。
并且，这样的转变也救活了木偶玩具产业。在法国人民环保意识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被人嫌弃老土的木偶玩具重新回到了潮流前线，人们又开始重新爱上了白蜡木火车和松木陀螺。“始于1921年的韦氏木偶工厂”重新焕发了生机，员工人数几乎达到了危机之前的同等规模。
候诊室人满为患，屋里有些微热，窗户上满是水汽。
安托万打开了窗户，一屋子的人都没想到要开窗透透气。他对着人群打了个招呼，轻轻做了个手势来表达迟到的歉意。人群里一阵低语，都在表示赞许，人们总是喜欢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生，业务繁忙便是他服务质量的有力保证。
他在人群中认出了弗雷蒙先生、瓦朗提娜，还有科瓦尔斯基先生。当安托万向迪尔拉夫瓦医生提出想接管他的诊所时，医生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尽管从他的表情很难看出来)。安托万知道，这是一位对自己的职业怀着极大热情的医生，他还曾经担心，医生会拒绝他的提议，或者要求合作运营，又或者会不停地插手业务，然而这样的担心却是多余的。诊所一卖出去，他就去了越南越池，处在河内北边的一个城市。去那里是为了照顾他八十岁的老母亲，他们已经将近五十年没有相见了。在离开之前，他给安托万留下了一本极其详细的病人档案，书写这本档案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这就是一位老医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此来对付那些最难治疗的疑难杂症。
安托万已经在病人们当中认出了科瓦尔斯基先生，可是以前他从来没来过诊所。至于瓦朗提娜，每次来都要跟他讨价还价。她在一年当中总要找安托万开六次病假证明，每次来都带着好几个小不点，好显出她的柔弱，以此博人同情。安托万对她总是有种恻隐之心，尽管每次开病假证明时，他都会表达不满，可最终还是会照做。虽然他不想承认，可事实上，瓦朗提娜在他的生活里占据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毕竟她曾因弟弟的失踪而备受打击，而安托万，正是杀害她弟弟的凶手。
安托万慢悠悠地坐下来，准备开始上晚班。他整理着材料，确保所有东西都就位了，把钱包放到办公桌的第一个抽屉里。这是他唯一上了锁的抽屉，倒不是为了安全，毕竟像这样的锁，只需要一把裁纸刀，一个十岁小孩也能在几秒钟之内撬开。抽屉里存放着的，是劳拉写给他的回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信放在这里。他曾一口气写下了给劳拉的那封信：劳拉(而不是我的爱人，不能给她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我要离开你了(简单，明了，决绝)，然后是关于艾米丽的长长的解释，原来他一直深爱着艾米丽，然后她怀上了他的孩子，现在他就要娶她过门了，这样也好，我没有办法给你幸福，等等。当一个懦弱的男人下定决心离开他的女人时，就会写出像这种谎话连篇，一眼就能看穿的蠢信。
劳拉马上就写来了回信，在一张大大的白纸左上方，只写了两个字：“好的。”
他把信折起来，收在这个抽屉里，上了锁，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都快把它忘了。
安托万给瓦朗提娜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证明后，又接待了科瓦尔斯基先生，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头，声音轻柔，动作缓慢而细微。安托万探了探他的心跳，十分虚弱。量血压的时候，他扫了一眼他的病历，突然想起来，对哦，科瓦尔斯基先生早就丧偶，他草草地计算了一下他的年纪，应该已经六十六岁了。
“好了，是病毒引起的……”
科瓦尔斯基先生和善地微笑着，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安托万开始写起了处方，他总是习惯在药方上写上注解，如何服用以及用量，尽量写得清晰可读，从不故弄玄虚。
他收起病人的病历，把他送到门口，与之握手告别。
彼时弗雷蒙先生已经站了起来，正准备往里走，安托万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冲动，他还没来得及细想，话已经出口：
“科瓦尔斯基先生？”
所有人都转身看向门口。
“呃……您可以再来一下吗？”安托万问道。
他向弗雷蒙先生做了个手势表示歉意，要不了很久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请进，请进，”他边说边指着科瓦尔斯基先生才离开的椅子，“您请坐!”
然后他绕过办公桌，拿起他的病历，重新查看起来。
安德雷伊·科瓦尔斯基，1949年10月26日出生于波兰格丁尼亚市。
安托万被一种直觉一瞬间击中，仿佛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可是几秒钟之后，这种强烈的感觉又消失不见了。
科瓦尔斯基先生分明一副很不自在的样子，双眼盯着膝盖，不敢抬头。安托万明白他一定是猜对了什么。
安托万也沉默良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明白，一扇大门即将被打开，而他却不知门后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也不确定这扇门是否还能被关上。他把病人的病历卡捏在手里，上面赫然写着：安德烈。
“几年前，我的母亲曾经陷入昏迷……”他开始说话了，却一直低着头。
“我记得，当时我也听说了，可是现在她已经好多了，不是吗？”
“对，没错……在医院的时候，她一度意识混乱……不停喊着亲近的人的名字，有时喊我父亲，有时喊我的名字……我在想……”
“嗯？”
“我在想她是不是也喊了您的名字。您是叫安德雷伊，对吧？”
“安德雷伊是我的教名。这里的人，会叫我安德烈……”
安托万明白，接下来他要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很失礼，可是既然已经出现在脑海里了，他就不得不问出口了：
“我母亲从前也是这样称呼您的吗？”
科瓦尔斯基先生盯着安托万，皱起了眉头。他会大发雷霆，起身夺门而出吗，还是给出答复呢？
他轻声问道：
“库尔坦医生，您到底想说什么呢？”
安托万站起来，绕过办公桌，在科瓦尔斯基先生旁边坐下。
从前，他也经常与科瓦尔斯基先生打照面，也会盯着他的脸看。他那奇特的长相总是能引起别人莫名的不适，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安托万。现在，他如此近距离地打量他时，却又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一种平静的力量，这种感觉太奇怪了，就好像年幼的孩子待在父亲身边时，会感到无比的安心。
脑海中的思绪乱作一团，以至于他不知该如何继续这个话题。
科瓦尔斯基先生却也并不觉得尴尬。而且，安托万明显感觉到，他不愿意说的事，是永远不会说出口的。
“如果您不想跟我再说下去，您可以走了，科瓦尔斯基先生，您没有义务要留在这里。”安托万最后说道。
科瓦尔斯基先生沉思良久，最后做了决定。
“医生，我上个月退休了。我在南方有一所小房子……”
他冷冷地笑了一声。
“我说一所小房子，只是为了听起来更好听，其实就是个露营车，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属于我的。退休以后，我就会去那里定居。所以，我们俩应该不会再见面了。我本来是想……我没想到您会在今天，突然这样向我发问……”
他的话十分脆弱，绷得很紧，好像只靠一根细线吊着，一碰就会掉下，继而摔个粉碎。
“我跟您说这些，是想告诉您……时间已经过了这么久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明白。”
安托万把手放在膝盖上，正准备站起来。
可是马上又坐下了。
“您知道吗？”科瓦尔斯基先生继续说道，“十二月的那一天，我看到您的时候，感到非常疑惑……”
安托万屏住了呼吸。
“我当时正在开车，穿过圣犹士坦树林边界的时候，突然，在后视镜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偷偷摸摸地穿过大路，我立马就认出来了是您。”
安托万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在此刻一齐袭来，四年了，他还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就在他的生活像陷入流沙般，被日常琐碎所占据时，突然之间，回忆突然涌动，往事历历在目，雷米·德梅特是如何死去，他又是如何扛着死去的孩子穿过圣犹士坦树林，还有那消失在大榉树下的巨洞里雷米的小手……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眼前又浮现出，走在返回博瓦尔的路上，蜷缩在沟壑里的自己，在确保没有车辆来往以后，才敢起身穿过马路。
“所以，我就停在了稍远一点儿的地方……然后下车，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想，您可能会需要帮助。当然，等我走到的时候，您已经不在原地，早就走远了。”
原来，科瓦尔斯基先生是唯一一位目击证人，他本可以把调查方向引向安托万。他本人甚至还被逮捕过，也曾为此担惊受怕，而且在雷米的尸首被发现的时候，他还再次被人们怀疑和盘问……
“那您……”安托万继续问道。
“我这么做，是为了您的母亲。我曾经深深地爱过她，您知道吗？我想，她也曾经深深爱过我……”
他低下了头，脸色渐渐变成红铜色，就好像刚刚说了一些庸俗不堪的事情。
“您可能会觉得很可笑，一个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可是……她曾经是我一生的挚爱。”
不，安托万一点也不觉得可笑，他也一样，曾经有过一生挚爱。
“我从来不愿说出那天我在干什么，是因为……那一天，她和我，我们当时在一起，就在那台车里。我不想毁了她的清誉……她当时不想把我们的关系公之于众……我也必须尊重她的意愿。”
安托万艰难地拼凑着这些故事的碎片，科瓦尔斯基先生却停下了。他跟库尔坦夫人说了些什么呢？
她在车里转身看了看，什么都没看到，然后问他干什么去了，她不想待在这里，不想这样停在路边，也不想被人们看见……
科瓦尔斯基先生下了车，去找安托万，因为他刚刚看到这个孩子正惊慌地朝博瓦尔跑去，可是他没找到他，于是只好放弃，重新上车，发动了引擎……
他们之间说了什么呢？
“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当时我下意识地觉得……怎么说呢……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母亲与眼前这个男人的关系，让安托万陷入了一种不适，他很难掩饰这样的情感。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有多么不堪，当然，即便作为医生，听到自己的父母一方有外遇的时候，还是会感到震惊，所以，肯定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因素。可是，在这种不适里，还有一些更广阔、更复杂的情感，他需要时间，需要思考，才能慢慢消化这一切。然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问题：母亲和他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库尔坦夫人很早之前就在科瓦尔斯基先生店里干活了，甚至早在安托万出生之前……两年之前，还是三年？安托万的父亲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那些日期，年月，画面在脑海里乱成了一锅粥，安托万感到脚下的地板在慢慢塌陷。
突然一股恶心油然而生。
他转向科瓦尔斯基先生，却发现他早已走到了门口。
“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医生。人总是会有很多疑问，您知道……我也问过自己很多遍……然后，有一天，您就会放弃，再也不问了。”
这个男人想必也经受了很多苦难，然而现在，他却在尽力地宽慰安托万。
安托万浑身剧烈抖动，就像下雪天没有穿外套出门一样。
“最重要的是，医生，您不要担心……”
安托万张大了嘴巴，而科瓦尔斯基先生已经离开。
两天以后，安托万收到了一个小包裹。问诊之前，他在办公桌上把它拆开来。
里面装着的，是他的手表。荧光绿色的表带。
显然，手表早已停摆。
[1] 在法国，4月1日愚人节作弄别人时，会说上一句“poisson’d’avril!”[四月鱼(愚)人!]
[2] Maxime(马克西姆)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语，寓意为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