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7）
艾米丽的来信一直没断过，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两三封。劳拉总是轻叹一声，便一脸厌倦地把信扔在桌上。安托万一开始还会读一读。信里不过是些毫无逻辑的陈词滥调，中心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抛弃我和我们的孩子!”。艾米丽的字迹十分幼稚(她会把字母i上的小点，画成小圈)，还会在所有老调重弹的话下面画上横线，以此来说明，安托万使她坠入了多么绝望的险境。“不要抛弃你的亲生骨肉啊”“你点燃了我心中的那团火苗”“你使我沉浸在欲望的浪潮中”，那个夜晚，她被“巨大的快感折磨得筋疲力尽”，诸如此类的话充斥于信件中，既反映了她语言的匮乏，也让人一眼便能明白，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那些信确实很蠢，可是安托万也明白，她的慌乱不是装出来的。出于宗教原因，她的父母不会同意她流产(也许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她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未婚先孕的妈妈，独自抚养自己的孩子……他想象着艾米丽以后的生活，有时甚至产生了一些不是很光彩的想法：他觉得，就算是带着孩子，凭借艾米丽的美貌，她想要再找一个男人结婚，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她的父母，则会用故意装出来的崇高精神，欣然地背负起这座十字架，所以他们最终都会各得其所。
十月初的时候，整个法国到处阴雨绵绵。安托万跑着去赶电车，却不小心滑了一下，差一点没站稳。
他的母亲就没这么走运了。几天以后，她在主干道上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翻了。人们只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看到库尔坦夫人从地上飞出去，重重地摔在了人行道上。路人把她送到了医院，通知了她的儿子。
安托万和劳拉正在床上翻云覆雨(也许是害怕分手，他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一个月了……)。
安托万接了电话，然后整个人都僵住了，劳拉还挂在他身上。医院里的护士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只是说让他最好尽快赶到……
安托万被这个消息弄得心烦意乱，他急匆匆地坐上开往圣希莱尔的第一趟火车，很晚才到达。护士之前跟他说过，虽然原则上还不允许探视，但是他们还是会让他进病房的。他打了辆车，飞快地到了医院。医院很谨慎地接待了他，为了节省时间，他直接亮出了身份：我是医生。
然而他的同行并不傻，心里十分清楚，在这里他的身份只是病人家属，再无其他。
“您的母亲有些脑损伤，临床检查并无异样，X光扫描结果也很正常，但是她依然不省人事……现在情况还很难说。”
他并没有把X光照片拿出来，只是提供了一些最简短的信息。换作安托万，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
库尔坦夫人正在熟睡中，他走到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不禁哭了起来。
与此同时，劳拉正忙着帮他预订酒店房间。
房间订在中央酒店。
入夜以后，他才到达酒店。大堂里弥漫着一股地板蜡的味道，从童年时起，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这也许称得上是这个地区特有的味道。印花墙纸，提花窗帘，还有滚边床罩……劳拉真是选对了：这个房间像极了他的母亲。
他衣服都没脱，躺在床上睡着了。半梦半醒间，不知已经几点。母亲仿佛就在那里，在房间里，坐在他的床沿上。
“安托万，你怎么了？”她问道，“你怎么没脱衣服就睡了，连鞋也没脱……这不像你啊……如果你生病了，为什么不说呢？”
他洗了个澡，好让自己清醒过来。水管抖动发出巨大的声响，整个酒店的人应该都被吵醒了。
他给劳拉打了个电话，吵醒了熟睡中的爱人。她的声音里满是困意，但仍然对安托万说道，我爱你，我就在这里。安托万看着房间，此刻他只想偎依在心爱的人身边，呼吸她的气息，感受她的温热，在她身上消融，直到消失。劳拉用低沉的嗓音说着，我爱你，这声音仿佛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安托万忍不住哭了起来，然后又慢慢睡着了。第二天他起了个大早，天刚亮就出了门，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他在想，要不要通知他的父亲。然而这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父母很早之前就离婚了。也许，他的父亲会觉得有义务出现一下，只为了证明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还是很亲近，可这只不过是个谎言。又或者，他会拒绝安托万的邀请，因为二十多年来，这个女人对他来说，已经什么都不是。安托万身边，将只剩下劳拉一个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他的生命中竟然就只剩下如此之少的人，真是太匪夷所思了。
库尔坦夫人还跟头一天一样，半分半毫都没动过。
安托万机械地查看着各种图表和曲线数据，检查着吊瓶的调节器。所有的事情都做过一遍后，他终于累了，重新坐回母亲的床头。
来医院以后，他一直在忙前忙后，现在终于停了下来。待在寂静的病房里无所事事，他这才突然意识到，原来博瓦尔镇离这里只有几公里远。
没有人能说清，事情最终会如何收场。库尔坦夫人会就此撒手人寰吗？雷米的遗骸会被找到吗？如果会，那是在库尔坦夫人离世之前，还是之后呢？
让安托万感到疲惫的，不再是被安上罪名，也不再是被拆穿，而是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漫长的等待。他总感觉，只要在这里多待一刻，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的人生很有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分崩离析。如今，事情的紧迫性已经无法用月份来计算，就像在长跑比赛中，最后的那几千米，往往是最艰难的。
中午刚过的时候，迪尔拉夫瓦医生造访了病房。像往常一样，他还是那样神情躲闪，十分低调，给人一种弄错了房间，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又准备马上离去的感觉。很显然，当他发现安托万在病房里的时候，正准备离开。然后，他又犹豫了一秒钟，试图掩饰自己的尴尬。人们遇到始料未及的事情时，往往都会做出如此反应。
安托万已经多年没见过他。他老了许多，脸上的皮肤变得干瘪发皱，尽管如此，他还是跟从前一样，不动声色，叫人无法捉摸。他是否依然过着独居的神秘生活呢？还跟从前一样，会在礼拜天的时候，穿着运动服打扫诊所卫生吗？
两人握了握手，一人坐在一旁，静静地注视着库尔坦夫人。然后，两人都突然意识到，他们此刻的行为，很像死后的吊唁。
“您现在上几年级了？”医生如是问道。
“最后一年了……”
“啊，已经最后一年了啊……”
听到迪尔拉夫瓦医生的声音，安托万突然回想起多年之前的一些奇怪片段。“如果我让你住了院，事情就截然不同了，你明白吗……”
他说得没错。如果安托万因为自杀未遂，被送去住院，那么人们就会来调查，就会来盘问他，他就会承认杀害了雷米的事，而他的人生也就完蛋了。是医生保护了他，让他幸免于难。
他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呢？应该并不知道具体细节。可是，就在邻居家的小孩失踪以后，在整个城镇的人都在围着这个悲剧团团转的时候，这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孩却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会让人们不得不往坏处想，认为他是良心发现，畏罪自杀。
“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向我求助……”他曾经这样说过。
然而，这一天却一直没有到来。奇怪的是，在安托万即将深陷旋涡的时候，迪尔拉夫瓦医生又出现了。
医生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倘若会有什么事情的话，也就是现在了。因为，雷米的遗骸，马上就会重见天日。
安托万凝视着母亲苍白的脸。
她也曾经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却拒绝了往下挖掘。她的直觉告诉自己，也许儿子已被卷入到这场悲剧之中。虽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恶，可她知道事情十分紧急。她用尽了全力来保护他，甚至在堆积的谎言、漠视和沉默中，度过了将近十二年。
此时，安托万正站在病房里，面对着唯一知晓他人生悲剧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当时选择了沉默。
然而，命运轮回，已经开始的，总有结束的一天。
就在此时，运送木料的卡车，正行驶在通往圣犹士坦林区的小山坡上，推土机也应该正在抬起或翻动着倒下的树木。雷米的遗骸不会永远散落在地下，埋藏在林地履带下的尸骨，将会突然矗立起来，就像一尊骑士的雕像，呐喊着正义必须得到伸张，安托万必须被揭穿，被逮捕，被审判，最后被判刑。
库尔坦夫人开始说出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
他们一人站在床的一边注视着她，不由自主地猜测她到底想说什么，然而两人都没什么收获。
“那您以后打算做什么呢？”医生问道。
他到底想说什么？安托万疑惑了片刻，这才想起刚才被打断的话题。
“哦……我会去做人道主义医生。我已经通过了面试……正常来说……”
迪尔拉夫瓦医生沉思良久。
“嗯，看来您想离开这里……”
他突然抬起头，盯着安托万，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
“这里实在是太小了，对不对!”
安托万正想辩驳。
“没错，”医生又继续说道，“这里太小了。我理解，您知道……我是说……”
沉思片刻之后，他又站起身来，与来的时候一样，脚步轻得像一只猫。他微微点了下头，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令人意外又充满谜团的话：
“我很欣赏您，安托万。”
安托万还在幻想着今后永远不再踏足博瓦尔，然而这个幻想很快就在这一天内灰飞烟灭。傍晚的时候，医院通知安托万，需要他提供库尔坦夫人的一些证件和物品，他必须去母亲家里拿过来，毕竟家里也没有别人了。
一想到要重返博瓦尔，他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母亲与穆绍特一家人结邻而居，不难想象，如果被艾米丽撞见，场面将变得多么尴尬。
他想尽了一切借口来拖延时间，得等母亲梳洗打扮好，还得等医生来了之后，他再走……
他机械地打开电视，调到了晚间新闻。
从上午开始，所有的国家电视台新闻频道都在不断循环播放一则重大新闻：一具儿童骸骨在圣犹士坦公园刚刚被挖掘出来。
警察依然保持着谨慎态度，目前只是确认发现了一具骸骨，并未对其身份做出任何解释。显然，所有记者以及当地的居民们的脑海里都只有一个想法：这肯定是雷米·德梅特的遗骸，不然还能是谁呢？
安托万早就料到了有这一天，他甚至有超过十年的时间用来做思想准备，可是在内心深处，他也跟所有失去亲友的人一样，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切。
报道一篇接着一篇，淹没了时下的许多其他问题。人们拍下了停工的工地、停摆的卡车、静默的推土机，还有穿着白色连体防护服的法医鉴定团队，在一辆辆警车旁忙得热火朝天。警车上的警灯不时地扫过安全护栏，一群穿着制服和军装的人，也神情严肃地在一旁忙碌着。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故事的背景，真正让媒体感兴趣的，是雷米·德梅特。在遗骸被发现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那张曾经被用在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也许成了法国传播得最广、观看次数最多的照片。记者们蜂拥而上，把德梅特太太的居所围得水泄不通。虽然目前他们还没能成功采访到她，可是周边的邻居发言却也收集了不少。不管是商贩、选民代表、路人、邮递员，还是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感动得泪眼婆娑。整个小城的人，都情感共通地沉浸在悲痛中，这样的共情甚至带着某种愉悦。
安托万曾经十分理性地思考过这件事可能发生的后果，可是他的所有想象都被这铺天盖地的报道给扰乱了。他在心里默念，加油，赶快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时，劳拉不早不晚地打来了电话。安托万实在鼓不起勇气接电话。
与此同时，身后的库尔坦夫人又开始说起了胡话，声音也越来越大了。整整一天，安托万不停地在跟进所有事件的发展，遗骸分析结果的不断更新，确认受害者身份的可能性(有人又展示出那张微笑着的雷米的照片，额前一缕光滑的发丝，身着蓝色小象T恤)，人们还在等待专家澄清这名儿童的死因，以及他死前或死后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还有人提出要重新调查这起案件，而警察、法院和部长们都一再澄清，这起案件从来没有结案。人们充满虔诚和希望地期待着出现新的线索，有新的人被质问，最后把罪犯逮捕归案。
新闻频道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她一脸凝重地举着麦克风，站在市政厅广场上。在她身边围着一群安静而镇定的群众，然而，还是有人试图在摄像头监视器屏幕里观察自己的身影。安托万看到这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根据调查，绑架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这名儿童应该并未被带到很远的地方，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被关在公社周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调查范围将主要集中在这个小城本身……也就是说，我们所在的博瓦尔镇。”
事情又回到了起点，就像蛇一样，朝着库尔坦夫人家逶迤蔓延而来。安托万很有可能被再次询问，人们会问他是否还记得，雷米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孩子。每一个谎言，都如磐石在身，他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力气扛下去了。
他宁愿警察此刻就立即按响门铃，安托万则会一言不发地递上手腕。
他完全忘记了自己本该去博瓦尔取回一些证件。尽管库尔坦夫人的胡话说得越来越奇怪，也越来越大声，但安托万还是坐在椅子上昏昏地睡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他走进浴室，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像极了法庭上被判刑的犯人。于是他离开医院，一直走到火车站，看到已经有出租车在那里等着开往巴黎的第一趟列车。他叫了一辆出租把他送到母亲家，心里不停默念，千万不要碰到任何人。一路上确实都很顺利。
下出租车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朝旁边的房子看了一眼。不知是偶然还是直觉使然，当时早上六点都还没到，穆绍特夫人已经一动不动地站在门窗后面，眼神紧紧地注视着他。她那如同鬼魂的美丽容颜就像一个噩梦，安托万仿佛看到一只挂着网角的蜘蛛，随时就要跳起来……
他赶紧匆匆地走进母亲家。
库尔坦夫人的房子依然充满着乡土气息，那些证件还在原处，好像从世界诞生之初就在那里了。在医院的椅子上，他睡得乱七八糟，又时时被惊扰，导致现在浑身酸痛。于是他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上午过去了一半，才筋疲力尽地醒过来，心情沮丧，身体轻飘飘的，像是宿醉之后刚醒过来的早晨，又好像是圣诞节的后一天，不过这两者也没什么差别。
他用母亲古董般的机器给自己做了一杯咖啡，这香气和味道跟他小时候喝过的一模一样。
没能抵挡住心里的焦虑，他又把电视新闻打开，想看看事情是否有了新的进展。共和国检察官的一张脸充斥着整个电视屏幕，他提到了“昨天被找到遗骸的受害者的身份”：
“确实是1999年12月23日失踪的年幼的雷米·德梅特。”
安托万的咖啡杯从手中滑落，掉在了地毯上。奇怪的是，他仍然不自觉地朝窗外瞟了一眼，就好像能看到整个博瓦尔镇的人都聚集在德梅特一家人的老房子前，能听到人们喊着要报仇的嘈杂声，正透过窗户传进来。
“1999年的那场洪水并未到达圣犹士坦高地。当时很多树木被风刮倒在地上，保护了这名儿童的遗骸，这么多年过去，并未受到太大的损害，因此，法医鉴定团队得以顺利进行分析工作。”
安托万盯着地毯上的咖啡杯残渣，泼在地毯上的咖啡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深色污渍，在地毯上越变越大，就像滴落在桌布上的红酒渍，渐渐蔓延开来……
“这名儿童右边的太阳穴曾经遭受猛烈的撞击，这有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显然，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他是否还受过其他暴力侵害。”
目前事情的眉目并未清晰，然后安托万也很惊慌地发现，调查研究的进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再加上这两天以来，他的奔波劳累……
他站起身来，艰难地收好要带去医院的证件，马上叫了一辆去菲兹利埃尔的出租车，然后出来等车，他实在太需要透透气。
当安托万走出花园的时候，一个广播记者马上拦住了他，他甚至没有时间抽回脚步。
“小雷米·德梅特失踪的时候，您曾经住在他的隔壁，您当时跟他很熟吗？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安托万支支吾吾地挤出了几个人们要求他重复的词：
“呃……他当时是我的邻居……”
他实在说不出什么话来：记者有些恼火，难道他不明白，得说出一些涉及个人的、煽情的言论吗？
“对，没错，可是……当时的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呢？”
这时，出租车刚好到了，安托万赶紧上了车。
透过车窗，他看到记者已经飞快转身，拦住了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原来是艾米丽。她裹着母亲的披肩从家里出来，身形已经发福不少。只见她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题，一边用充满怨念的眼神追随着越走越远的出租车。
库尔坦夫人依然不住地说着胡话，她的样子痛苦不堪，时而激动地抽动着脑袋，时而喊出一些毫无关联，又不断重复的字句，还有一些名字(安托万!克里斯蒂安!)，有儿子的名字，前夫的名字，还有其他人的(安德烈!)，也许是她童年时认识的人。
安托万在她身边陪了一整天，不停地抚摸着她的额头。护工们来给她梳洗时，他走出去回避了一会儿，然后又回来坐下，一脸疲惫，病恹恹又痛苦不堪的样子。
库尔坦夫人的怪症像是在循环往复。她的头依然不停抽动，嘴里依然说着混沌不清的字眼：“安托万!安德烈!”这样待在她身边，又看着挂在高墙上的电视机不断播放的“雷米·德梅特案件”，安托万简直透不过气来。
从前存档的视频又被挖掘出来，才过了十几年，这些画面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博瓦尔镇政府以及广场上的那棵梧桐树；小雷米的家；还有对着记者镜头发火的德梅特先生，正不耐烦地驱赶记者，就像在驱散某种有害的烟雾；作为镇长的韦泽先生，大早上的正在忙着组织搜救行动；出发去共有林区搜救的人群，再有就是风暴以及洪水的画面，那些残破不堪的汽车，倒下的树木，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人们……
劳拉给安托万发了一整天短信，最终只汇成一句话：我爱你。
快到下午六点的时候，库尔坦夫人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安托万赶紧叫来了护士。接下来便是一阵手忙脚乱，他们像打仗似的带走了她，安托万焦急地等在走廊上。等了一个小时，才有护士来通知他，说他的母亲已经恢复了意识，但还需要长期观察，还说他在这里等也没用，一旦情况有任何发展，医院会马上通知他。
于是他收拾好衣物，准备回酒店好好睡一觉……
墙上的电视依然在播放。安托万抬头看了一眼屏幕：
“法医鉴定团队的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根不属于受害者的头发。显然，我们并不能因此断定这就是凶手的头发，然而这种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人们正在对这根头发进行基因检测，结果很快就会出来。随后，我们会将它与国家基因数据库里的DNA数据进行匹配。如果匹配到相应的人，他就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他的头发会出现在这个孩子的遗骸旁边……”